标尺
■钱宗阳
来到长汀中复村,正值闽西初夏。
村口,一座黑瓦覆顶的木制客家廊桥,当地人叫它“红军桥”。廊桥柱子上,一道深深的刻痕清晰可见。
90多年前,这道刻痕,丈量过几千名青年的身高。村民们说,长征前,红军征兵,以此为标准。够得着,才有资格当红军。
刻痕如尺。这把尺,并不高——
站过去一比,只到我的肩头处,大约1.5米。那大概是一支“汉阳造”步枪加一柄刺刀的长度。标尺的由来,其实简单:有枪高,才能背枪上战场。
这把尺,又很“高”——
那时,敌军“围剿”,战事正紧,红军将士伤亡惨重。一个鲜活的生命踏上战场,瞬间就可能消散。跨过这道尺,生死难料。
长枪一比,用笔一画,就是一把丈量生死的尺。起初,不少身高不够的半大少年,就被这把尺挡在了参军的门外。
然而,赤子的心性,一把尺又怎能挡住?
入夜,借着月色和蝉鸣,白天被拒的少年,蹑手蹑脚来到桥头,把征兵干部画上的刻度偷偷改低。
哭笑不得的红军干部,只好用刺刀在柱子上刻了一道不容篡改的深痕。可少年们还是想出了办法:草鞋里塞稻草,踮起脚尖,昂起下巴,努力把自己撑高。
一把尺,量人心。仅中复村一带,就先后有2000多人跨过这把标尺。他们中,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10人,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。一位叫罗云然的老农,先后把6个儿子送上战场。征兵干部劝他留一个在身边尽孝,老人却说:“没有红军分来的田地,孩子们早饿死了。就是断了香火,也要跟着红军!”
一把尺,藏情谊。那年,钟根基等17个同村发小一同报名参加红军。出发前,他们跪地起誓:“谁活着回来,就要替死去的兄弟尽孝!”战火无情,17个青年最终只有钟根基活着。1954年,已是团级干部的他,毅然选择回乡务农,替死去的战友尽孝。
一道刻痕,一把标尺。后来,当地人把这道刻痕,叫作“生命等高线”。它量的从来就不是身高,而是灵魂的高度。
为国为民者,如青山般巍峨;苟且偷生者,如蝼蚁般渺小。为公,可以无我;为公,可以忘私。正如习主席所说:“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、私二字。”公与私的界线一旦混淆,政绩观就会错位。只有党性坚强、摒弃私心杂念,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。
长汀的山,擎天拔地、雄奇竞秀;长汀的水,宛转澄碧、清波荡漾。漫步这座“城中有山,山中有城”的千年古城,一条条青石板路满是岁月打磨的痕迹,似乎在诉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
“红旗跃过汀江,直下龙岩上杭”。古田会议前,红军在长汀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军装。
量体裁衣。当年,为了给红军制作军装,古城远近的裁缝几乎都聚集了过来,人人手中拿着一把量长短的尺。他们大概不会想到,这支第一次穿上新军装的队伍,以后会走过万水千山,不断走出新的天地。
凝望那身粗布制成的蓝灰色军服,两个红领章十分醒目。毛泽东同志曾诗意盎然地说:“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。”那抹红,正是一把鲜明的标尺:戴上这抹红,就要一心为公、公而忘私,就要抵御住五光十色的诱惑考验。
那抹红,负责制作这套军装的杨至成,始终记在心里。遵义会议后,他带领军委先遣工作团担负起打通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的重任,千方百计筹集到6.7万银圆,分文不少交给组织,解了长征途中的燃眉之急。
作为“红军大管家”、我军后勤领域的高级干部,杨至成经手的物资钱财何止千万,却从未索取过一分一毫。他的儿子回忆,父亲一生创办和管理过几十个被服厂,身上的衣服却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孩子们的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,老二穿了给老三。
公家的财物,一尺布也不贪。一路走来,人民军队的军装早已更换过很多次,但那抹红和那把公私分明的“标尺”,却始终不偏不倚。
长汀,也是开国上将杨成武的故乡。来到这位戎马一生的战将故居,最醒目的是门楣上的4个大字——清白遗风。这道高悬的门楣,何尝不是一道人生的刻度、一把灵魂的标尺?
进门,清清白白;出门,不染尘埃。多少年来,当地人口口相传着这位战将的辉煌战绩,也传颂着他公私分明的一生。
新中国成立后,已是军队高级干部的杨成武,给家人立下规矩:公家的车,除了他工作用,任何人不能碰;公家的东西,再小也不能拿回家。杨成武的孩子回忆,父亲对他们要求既严且细,电池必须用完电才能换,碗里不能剩米粒。
1978年端午节前夕,杨成武检查战备工作时路过长汀。很久没回过老家宣成乡的将军,很想回去看看。可是,那样就会改变工作路线,违反部队纪律。杨成武思虑良久后,打消了回乡的念头,自掏腰包请几位亲人到长汀县城见面。
将军非无情,只是把权力的公器和个人的感情,分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正是紧握着无私无我这把标尺,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,杨成武率领的红4团成为开路先锋,飞夺泸定桥、抢占腊子口,用小我的牺牲为革命杀开了一条血路。如果“私”字当头,红军或许连1公里也走不出去。
尺很短,路漫长。今天,走在新的长征路上,公与私这把标尺,共产党人应当时刻握在手中,经常量一量自己的政绩观:有没有公私不分?有没有因私废公?有没有以权谋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