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战斗的学习”

■钱宗阳

1951年深秋，荒野落上了凝霜。在抗美援朝前线一座昏暗的防空洞里，22岁的女教员孙群英拿着一截粉笔，借着烛火的微光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。

70多年后，当年“正青春”的女教员，已是90多岁的老人。她对那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：我带着一盒粉笔、几本书就上了战场。

战地炮声隆隆，洞中一灯如豆。这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：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，这支部队的连排干部分批来到一间间特殊的“教室”参加轮训，见缝插针学习读书识字。

学员中，有位名叫杨树华的战斗英雄，曾因作战英勇获得奖励，奖品是一支钢笔。这位枪法精准的英雄，正是在这个弥漫着硝烟味的课堂上学会了握笔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。

一盒粉笔、几本书能做什么？它们不能直接杀敌，却能让一支部队明白自己为何而战、如何作战。翻开许多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的回忆录，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——

白雪皑皑的战场上，教员以树枝为笔、大地为纸，教官兵写下“抗美援朝”“保家卫国”；战斗间隙的阵地上，连队党支部发出号召：“为提高战斗力，苦学文化”……官兵一手拿枪、一手握笔，一边驱逐战场上的侵略者，一边攻克思想文化的新高地。

粉笔、书籍、油灯……看似与战争格格不入，却见证着人民军队如何通过学习，一步一步把自己锻造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。

这是一支军队的文化苦旅，也是这支队伍的思想长征。自诞生之日起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就深刻意识到：革命战争的胜利，不仅靠枪炮战胜枪炮，更靠先进思想文化战胜落后思想文化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，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”。

1932年4月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攻克重镇漳州。枪声刚歇，硝烟未散，他就来到龙溪中学图书馆，把自己埋在书堆里整整两天，挑出了好几担书。红军撤离漳州时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财物依旧少得可怜，唯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。毛泽东说，“我要用‘文房四宝’，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”。长征途中，毛泽东同志“患病时躺在担架上也不忘读书”“没有东西吃，肚子饿，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”。他的马褡子里，除了文件就是书。

遵义会议纪念馆里，至今保存着一本珍贵的《红军识字课本》。长征期间，一支红军部队在锦屏启蒙区婆洞休整，撤离时课本不慎遗落。因为“白色恐怖”，捡到课本的农民杨鸿炳把它偷偷藏在一块石板下，解放后把书捐赠给纪念馆。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，红军将士依然坚持学文化、学思想。撑起这支打不垮的钢铁军队的，是文化脊梁和精神高地。

1936年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来到陕北，通过调查发现，当时红军“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”。斯诺坦言，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，比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。与此同时，斯诺在陕北的另一个发现是：“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。”这一“高”一“无”，折射着先进思想文化的威力。

书脊如山。每一本书都是一座小小的兵工厂，批量生产着思想，持续武装着头脑。1940年春天，陕北延安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》，将每年的5月5日——马克思的诞辰日，定为“干部学习节”。在第一届“干部学习节”纪念大会上，陈云、张闻天领导的学习组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，朱德同志被评为“模范学生”。朱德同志感慨地说，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，便只有向前进步，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。与他一样，一批批军队干部正是靠着不懈学习、武装头脑、改造思想，逐渐成长为优秀指挥员。

人读等身书，如将兵十万。今天，又一个5月5日到来，当年延安窑洞的琅琅书声仿佛仍在耳畔回荡。80多年前，一批批军队高级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窑洞中“吃小米饭、攻理论山”。如今，传承着抗大红色血脉的国防大学校园内，一批军队高级干部正在进行着触动思想、触及灵魂的集中学习培训，加快提升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。

“学习学习，战斗的学习，展开新的姿态，光辉耀眼，像火红的榴花，开放在五月天。”新时代新征程，党员干部把读“有字书”和读“无字书”结合起来，把看家本领、兴党本领、强国本领学到手，以学铸魂、以学增智、以学正风、以学促干，我们的事业必将无往不胜。